西方科技量化「环时深度」上帝之手？西方科技巨头伸展“数字权力触角”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22日 02:22:04 4 0

「环时深度」上帝之手？西方科技巨头伸展“数字权力触角”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明天请继续收看《推特档案》第二集！”全球首富马斯克日前发布“预告”，表示将继续公开此前推特压制有关美国总统拜登儿子亨特黑料报道的内幕。截至当地时间8日中午，美国观众还没等到马斯克预告的第二集，但共和党人6日表示，等他们明年执掌众议院的时候，将要求和《推特档案》有关的人士到国会作证。“民主党人可能会面临一场蔓延至白宫的清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这样说。马斯克虽然是一名科技大佬，但在收购推特后，他的一系列举动不时在美国政坛引发震动。其实，作为新兴科技权贵的代表，马斯克所掌控的推特只是影响美国政坛的科技巨头之一。在数字时代，这些巨头通过前所未有的“数字力量”，不仅将其权力触角深入政坛，还蔓延至军事领域。这些科技巨头颠覆传统的逻辑是怎么样的，未来还会在哪些方面改变世界，它们的这些改变应当有哪些边界，这些是当下西方政府和民众所密切关心的。

既是“扩音器”，也是“消音器”

“他控制着‘表盘’，决定着在他所定义的‘现代公共广场’上，谁的声音能被听到。”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非营利机构“负责任科技”执行董事吉尔对美国《时代》周刊说，这位世界首富现在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塑造美国的信息系统以及信息共享方式。吉尔的话恰恰说明了西方主要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信息传输的。随着这些平台的发展，它们的用户越来越多，社交媒体通过决定用户可以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来影响舆论，进而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

这种现象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前就早已出现，而《纽约邮报》关于亨特黑料的报道被推特限制分享则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虽然很难评估这篇报道如果不被限制，将会对两年多前的美国大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推特高层的决定至少帮助拜登维护了形象。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社交媒体通过过滤其支持候选人的负面新闻，扩大其反对的候选人的负面新闻，影响选民对有争议问题的判断，进而影响政治。

“如果没有推特，我就不会在这里（成为美国总统）……我在脸书、推特和Instagram上有1亿多粉丝。”2017年4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对社交媒体给予自己的政治助力表示感谢。其实，这位美国前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没落，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对该国政治的影响。如果它们允许某些政治人物发声，这些人的声音就会被放大；如果它们决定让一些人“噤声”，即使是美国总统，也难以与之对抗。

在推特封杀特朗普之前，他基本可以在该平台畅所欲言，绕过“假新闻媒体”和8000多万粉丝进行直接交流。据CNN报道，2016年竞选时，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他没有像大多数政客那样通过推特发布日常声明，而是把这个平台作为自己的“私人日记本”，在上面或者生气咆哮，或者开玩笑讽刺对手，利用推特制造一个又一个新闻热点。正如《纽约时报》2019年所写，推特是特朗普的“数字榴弹炮”，帮助他当选。在上台后，特朗普又将推特完全融入其政府架构中，重塑了总统的本质和权力。

然而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之后，推特和脸书对特朗普进行封杀，这位曾经在美国舆论场上呼风唤雨的前领导人顿时声势大减。失去“扩音器”后，特朗普的影响力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幅下降。无奈之下，他又转投parler等小众社交媒体，而亚马逊和苹果又将该软件从其下载平台删除。遭到多家科技巨头“围攻”的特朗普最后只能开发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但他在该平台上的粉丝数和此前在推特上的粉丝数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布雷默看来，国会山骚乱表明，科技巨头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开始盖过传统政府机构。

通过算法影响民众认知

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对欧美国家政治的影响，还以一种更难被察觉、更难被量化的方式进行，那就是通过算法和人工智能影响民众认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2021年发文称，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人类的偏见，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操纵人们的决定，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的投票行为实验。

2010年，加州大学以及脸书的研究人员以6100万脸书用户为样本，进行名为“社会影响和政治动员”的实验。12年前在美国中期选举日当天，6100万脸书用户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看到了鼓励他们投票的信息。这些信息还指出了附近的投票点，在消息中还有一个点击“我投票了”的地方，并显示了一些已经投票的朋友的照片。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在脸书上发布的消息可以显著影响投票模式。此次因为脸书上朋友发布的投票信息，美国增加了34万投票选民。

社交媒体影响用户认知的例子，还包括通过算法加剧他们的“认知失调”，进而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所谓“认知失调”是指大多数时候，人们只会阅读自己想看的内容，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认知失调”让人们有选择地去阅读和分享新闻，而脸书的“新鲜事”功能被指在2016年大选时加剧了这一倾向。脸书用户“新鲜事”上的消息会被推送给好友，并帮助用户与好友进行互动。这也就是说，脸书只给自由派选民呈现自由派媒体的报道，而给保守派选民提供更多的保守派报道，而这强化了他们此前的认知，让他们更不接受相反的意见和看法，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

直接动员用户阻碍立法

不同于传统大型企业，科技巨头政治影响力的一大来源是其庞大且联系密切的用户群体。牛津大学学者卡尔佩珀表示，数字服务为民众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使得科技公司与消费者形成默契联盟，而一些科技巨头则直接利用这一现象来影响立法，优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9年报道，加州当年计划立法，要求优步等公司承认使用该公司软件的司机是优步员工，而优步必须给予这些司机一些员工福利。优步于是向其司机用户发送信息，要求他们反对这项法案。

“当我打开优步的应用软件时，我会收到通知，上面写着‘保护司机的灵活性’”。在优步工作多年的司机阿卢迪表示，点击“保护司机的灵活性”按钮后会跳转到一个页面，上面写着“为加州司机的灵活性而战”和“加州法律最近的变化可能会威胁到你在优步获得灵活工作的机会”等内容。在这些内容的最后是一个“签署请愿书”的按钮。点击之后，司机可以在另一个页面填写自己的姓名等相关信息，然后将自己反对上述立法的信息发给州议员。

这不是优步首次利用其用户改变立法。2014年，该公司曾在弗吉尼亚州发动用户反对该州将优步的服务列为“非法”。《华盛顿邮报》称，优步的做法虽然鲁莽，但非常有效。该公司的操作模式是尽快建立一个庞大的客户群。遇到问题时，优步会召集用户向政府官员施压，同时聘用人脉广泛的游说者来影响立法人员。

“科工复合体”正逐渐取代“军工复合体”

除影响政治之外，美国科技巨头的触角还伸进军事领域，并与大学等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形成了不同于此前“军工复合体”的“科工复合体”（科技-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

美国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前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是美国“科工复合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据美国《财富》杂志今年2月报道，施密特向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捐款1530万美元，用于帮助该机构推出研究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项目。在“牵手”大学搞研发的同时，这位前科技大佬还在帮助与他有利益联系的硅谷公司争取国防合同。

同样在争取五角大楼合同的还有马斯克创建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美国axios新闻网等媒体报道称，SpaceX是美国军方重要太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美国政府越来越依赖马斯克和SpaceX将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或者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进行军事通信和情报搜集。值得注意的是，SpaceX虽然走在航空领域的前沿，但并不是唯一一家经营航天业务的私营公司。私人航天公司的能力正在接近甚至是超过政府，这不仅将技术力量，还将地缘政治力量交给了运营它们的人。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强调了美国私营科技公司的强大。相关报道称，五角大楼一直引领着先进军事技术的发展，并将其应用于民用领域，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和互联网。不过科技行业领袖现在表示，这种平衡已经发生变化。他们认为，私营企业现在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人才和更多的研究预算，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方面拥有更先进的能力，而军方则越来越依赖技术。大型科技公司已经为美国军队和执法部门配备了云存储、数据库、应用程序支持、管理工具和后勤等服务，而现在它们正在向战场靠近。Alphabet、亚马逊、微软和甲骨文“瓜分”了一份价值90亿美元的5年期合同，用以运营五角大楼的联合作战云能力。施密特曾直言，如果美国政府不与硅谷联手，华盛顿就有失去军事优势的危险。axios新闻网则认为，马斯克正凭借“星链”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将它们拆分”

西方科技巨头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不少国家政府和民众高呼“将它们拆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应该受到比现在更多的监管。在政治严重极化的美国，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措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不过要对科技巨头进行监管并不容易。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分析说，政治人士控制科技巨头需要3个条件，首先包括强大的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又需要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政治人士需要有远见和新想法，在限制科技巨头权力过大以及为社会谋福利之间作出权衡；再次，政治人士要有决心和毅力，因为真正的结构性变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

尽管很难，但是多国政府还是迈出了监管的第一步。据美国《野兽日报》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提出《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AICO)和《开放应用程序市场法案》(OAMA)，用以阻止大型科技公司制定维持其主导地位的规则，并禁止苹果和谷歌在应用程序市场搞垄断。德媒称，欧洲议会已经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用以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监管。据BBC报道，英国政府表示，如果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不遵守英国新的竞争规则，最高可能被处以其全球营业额10%的罚款。2021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强迫谷歌和脸书向出版商支付新闻使用费的法律。柬埔寨等多国也对社交媒体公司采取限制措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AICO和OAMA法案尚未通过，而英国的最新规定也没有生效。面对即将到来的约束，西方科技巨头也没有“缴械投降”，它们正在通过自己掌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以及传统游说，和政府展开博弈。

【环球时报驻美国、德国特约记者冯亚仁青木环球时报记者丁雅栀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李静】

金参考｜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别简单以“量”较之

近日，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若干数字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欧洲则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面对美中这两大超强对手，欧洲在技术竞跑中有可能落伍。

近年来，类似的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研究报告时常见诸报端，各种报告评估的对象和方式不尽相同，进而也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但总体来看，国际社会似乎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在科技领域，中美两国的综合竞争力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未来有可能取代美国的科技霸权。

应该如何看待外界对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的这种判断？

是客观比较还是“捧杀”？

这些判断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于科技领先的危机感。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在几乎所有的关键科技领域长期占据优势，并没有经历过实际的赶超威胁。美国政客经常选择性引用这些研究的结论，作为其呼吁美国加强对华遏制、加大美国国内科技投入的论据。

中国国内民众则对角度不同、结论不同的对比结果感到困惑。有些人极为自信，认为中国已经可以全面摆脱与美国科技产业的合作，建立起与西方不同的科技产业体系。另一些人则非常担心这些报告是一种“捧杀”。

这两种看法并不准确。此类报告经常采用的科研经费投入、专利申请量、高等技术人才数量、科技公司市值等作为衡量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够准确衡量一国的科技实力，更无法对两国科技竞争的结果做出前瞻。

简单量化比较“漏洞”多

这种比较的缺陷之一在于各国科研投入不一定必然转化为科研实力。科技研发是一项高风险的工程，多数科研项目以试错告终，仅有少量最终成功。如果一国将绝大多数科技资源投入到失败几率很高的领域，那么这些投入很可能长期没有产出。相比投入数量，投入领域的科学性更为重要，而这是很难量化比较的内容。

缺陷之二在于不同技术的战略价值有巨大差异，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数量简单比较意义不大。以我们所熟知的领域为例，核技术和光伏技术同样是新能源技术，但前者被广泛视为一种颠覆性技术，能够根本性改变战争的形态。对于一部手机而言，外观设计、屏幕、半导体芯片和手机软件也都有着不同价值，一些比较容易替代，另一些则难以取代。

缺陷之三在于科技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并不平均。用科技公司盈利能力、市值来衡量一国科技实力似乎是一种相对市场化的方法，但是这不能体现出其他科技支撑部门的作用。科技实力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利润和资本。资本和投资者在投资科技企业中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跟风炒作。市场所看好的初创企业不一定真正成为行业最终的霸主。

缺陷之四在于人力资源的素质难以用量化衡量。在科技领域，一个图灵这样的天才科学家的作用无法由一百个同样出色的科学家替代。相比科学家的数量，科学家的质量更为重要，但这也很难通过量化进行衡量。

最终将体现于经济发展

上述所说的缺陷只是此类国家间科技比较的一些主要不足。

相比军事、经济，科技是一项随时在变化、随时可能产生突变的领域，任何静态比较很难衡量国与国之间的真实实力差异。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科技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一国不仅可借助本国科技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他国科技资源。在这种网络化结构中，中小国家与大国在科技领域的差距并没有数量所显示的那么夸张。如以色列、日本、德国等国家在一些精尖领域也形成了本国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归根结底，科技进步最终会体现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上。只要一国科技企业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那么该国科技发展自然会蒸蒸日上。中美科技实力对比最终会体现在这个最现实的比较之上。（文/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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